为最困难的任务准备最负责任的肩膀丨摸鱼系列

2020-03-2514

动物精神加剧了脆弱金融的震荡

在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后,罗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与阿克洛夫合著的《动物精神》一度非常火,上周提及的《非理性繁荣》就是罗伯特·希勒首创的。2020平平静静的开局,到一点点的出乎意料,直至形成全球性的灾难,人群的动物性再次体现的。

动物精神这个词就来自凯恩斯,它是指在经济行为里面,撇除掉人类理性这一面,影响我们做决定的那些东西,就可以叫做动物精神。罗伯特·希勒与阿克洛夫在书里阐述了动物精神的几种典型表现。

其一,我们对市场的信心的理性想象是片面的,信心其实是人对未来的一种盲目预期。就像看大家都在买房子,然后房产价格不断上涨,所以你也跟风而行,这个时候,人实在不是理性的。因为你没有冷静掂量一下自己的收入水平能不能承担房产贷款,也没有考虑到房价下跌和通货膨胀的风险。

其二,人们偏爱的故事思维。面对金融市场,不是所有人都能像经济学家一样,可以把复杂多变的经济生活抽象成为精密的数学公式。在日常生活中,没人会先用计算机建模算一算交易盈亏的指数,然后再去买菜或做生意的。作者指出,经济生活、经济发展在大部分人的观念中,只会高度抽象成只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悲剧模式,一种是喜剧模式。成功学就是一种很受欢迎的喜剧模式,这类故事从数据角度分析,其发展脉络是从0到1,再从1到N。悲剧模式,它与前者正好相反,发展脉络是从N到1,再从1到0,往往是一些成功人士更容易接受这种故事模式,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从现有资源中获得更大利益的可能性已经降低,但是失去它们却非常容易,所谓成功的高处不胜寒,危机感随着越成功越大。

这两种动物精神,根本没有什么理性可言,只是一种情绪。抛开人们在灾难面前经历的安全感的缺失、以及潜在的生命威胁,对未来的盲目预期与悲伤模式的故事思维,在这两周加剧了市场的震荡下跌。

更雪上加霜的是,各种马后炮的分析文章特别应景的出现了,把上个月忽视的小问题放大成必然的危机。这种马后炮的应景文章,与市场暴跌相得益彰,盲目的悲观预期进一步形成。就像罗伯特·希勒在《非理性繁荣》说的一样,大家突然醒悟时代这列火车脱轨了,大家还惯性的保持之前的计划必然被打个措手不及。

更落井下石的是,这种危机时刻,人们需要喜剧模式的故事,没想到超级大国的当权者是个满嘴跑火车的精明鬼,谋求连任,四处甩锅,煽动民粹,而欧洲自顾不暇,俄罗斯外强中干,各自为政,不靠谱无能。

我们都需要一个令人信服的喜剧故事

故事思维,是一把双刃剑,今天的乱局需要一个靠谱的故事。作者在《动物精神》书里说到,“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大群体的信心,往往紧随故事而上下波动。”为什么很多国家会深陷数年之久的经济萧条呢,书里例举一个发人深省的案例,能够解释今天很多国家的失落,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深陷于悲剧故事思维中无法自拔。

2008年金融海啸后,欧洲的希腊及西班牙等国一直深陷债务危机的泥潭,即使是以巴西为代表的南美新兴经济体也面临着经济萎缩的危机。作为金猪四国的希腊这个国家的政府真的是不要太懒,背着历史大大的包袱,将自己的国际角色定位为受尽纳粹德国蹂躏受害国,拿历史旧账要挟德国脱欧,目标换取更大不用努力的利益。这种受害者的故事模式就是典型的悲剧故事思维,也是最败坏宏观经济发展的“坏故事”。

与之相反,作为金融危机始作俑者也是最大的受害者美国,在之后数年内就恢复了元气,依旧以一个制造业强国的姿态在向前发展,与巴西同为新兴经济体的印度和中国也没有因为金融海啸的打击就停止了快速发展的脚步。

书里解释说,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有没有一个“好故事”来重塑经济发展的信心。

在特朗普之前的美国就非常善于创造“好故事”。自美国建国以来,历届联邦政府和社会精英都在反复强调“美国梦”信念: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勤奋、勇气、创意获得成功,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援助。这种精神的本质就是一个从0到1的“好故事”。中国和印度在这方面与美国也很类似,这两个国家的文化历史都存在“复兴”的故事基因。

所以,危机时刻,历史才会将指挥权交给丘吉尔、斯大林这样坚定的人。

为最困难的任务准备最负责任的肩膀

1981年7月和1982年11月间发生一次持续16个月的经济衰退,彼得·林奇说实际上这是他记忆中最可怕的时期,他说“那些敏感的专业投资者怀疑他们是否要重新开始打猎、钓鱼和捡拾橡果,因为很快大家就不得不回到森林中过原始生活。在这次长达16个月的衰退期间,失业率为14%,通货膨胀率为15%……”

彼得·林奇说,我们为历史重演做准备无济于事,上帝和我们开最大的玩笑是下一次的危机永远不会和上一次的一模一样。

身在这场危机里,每个人要保持理性的思考,认清楚现实,但更重要要做的是做好准备,为最困难的任务准备最负责任的肩膀。

小人物突然说大话里,果然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们的制度设计,让风险与责任不对等,这可能是很多制度失效的真实原因。今天大国间面对全球化协同问题,在英国脱欧、川普当选、民粹主义兴起时,都一点点一步步埋下孤立主义的祸根,从而形成反全球化的浪潮,经此一役如果有第二第三个大国出来推波助澜,试图用回到过去的方法来解决今天面临问题的解题思路,会越来越受欢迎。今天的世界像极了1913年到1914年,1913年可能是20世纪最开明的时候,那时候的世界没有仇恨也没边界,世界大同的喜剧模式的梦想为大家所相信,科学昌明,大师辈出,群星璀璨,然后毫无预兆的突然进入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绞肉战争里,科技进步让防守方的防御力远大于进攻方的堑壕战,一战出现的伤亡近乎是屠杀。

一浪一浪的危机让我想起来一本书,《西方将主宰多久》,该书预言,东方将在一个世纪之后再次超越西方,终结西方对世界的主宰。

今天看到中日韩的积极行动的清醒的集体主义,再对比欧美政府面对危机就像面对一个生病的孩子,给他一屋子的钱,答应他买下全世界,却不带他去治病。这种对比,突然让我有了这种天真的自信。

不论危机如何演进,人类本质是一种感性动物,我们只会被故事所吸引。即使历经二战的千疮百孔,对于未来的发展,人类始终愿意相信未来将是繁荣而不是萧条,和平的故事比屠戮更吸引人,正义判断最终获得大众的共鸣。

回到一个普通人的视角,今天我们公司也面临生存危机,我们相信今天留在公司的每个人,正是为了最困难的任务所准备的最负责任的肩膀。

换个角度来说,每间隔几年的危机,可能是人类的系统自我修正机制,对一些事情重新进行定位。希腊谚语说:“Pathemata mathemata”(直译为:在痛苦中学习),意即学习必然是痛苦的,因为你只有在痛苦的实践中才能学到东西。

危机是痛苦的学习机会,比如刚消停不久的贸易摩擦,给中国其他一些行业带来了被重视的机会,比如5G、芯片、自主可控等产业链。过去几年,新一代的技术萌芽也在逐步成熟,有些开始进入初步商用阶段,像类似5G、科技金融、MR、VR、AI、3D打印、大数据、自动驾驶、区块链技术、基因编辑技术,这些技术在下个十年、二十年很多会成为类似今天4G这样成熟应用。一旦经济生活中萌发出一些新的增长因素,比如说5G大规模应用或者人工智能,那么经济增长信心就会被重塑,新繁荣又会被激发出来。

后记

今天的一切正如约翰·邓普顿邓普顿所说的那样,“牛市在悲观中诞生,在怀疑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死亡。最悲观的时刻正是买进的最佳时机,最乐观的时刻正是卖出的最佳时机。”

邓普顿说逆向投资的核心是等待极度悲观点,就是“等到100个人中的第99个放弃的时候”。可能唯一缺乏方法论的是,我没找到一种办法去准确量化什么是极度悲观点,但我们应该坚持到最后,成为那第100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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